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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最后一课》的作者简介和写作背景
作者简介：
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年5月13日—1897年12月14日），法国普罗旺斯人，杰出的爱国作家。1857年开始文学创作，26岁时发表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两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小东西》，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集中表现了他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的“含泪的微笑”。都德因而有了“法国的狄更斯”的誉称。他一生共写了13部长篇小说、1部剧本和4部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是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
写作背景：
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在历史上阿尔萨斯——洛林多次易主，德意志、法兰西曾多次交替拥有其主权），普鲁士占领后禁教法语，改教德语。
拓展资料：
阿尔丰斯·都德的创作特点：
他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一个剧本和四个短篇集。长篇中较著名的除《小东西》外,还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和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小弟弗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都德赞同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论，但并不是无动于衷地描写现实。
他的创作倾向，总的说来，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不过他的社会视野不够宽广，批判不够深刻，揭露的锋芒往往限于社会世态和人情习俗，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不幸的普通人的同情则又近乎悲天悯人。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以亲切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某些有独特意味的东西，又以平易自然的风格加以表现，并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注入字里行间。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柔和的诗意和动人的魅力。
在农业、手工业文明的感伤回忆中与现代的巴黎故事里，都德也在试图去摆脱困苦和进行精神疗救，并由此而构成了小说中宗教主题的基本内容。普法战争之前的作品是从宗教仁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强调、突出了宗教的情感功能，虔诚、宽容、慈爱的神父或类似的人物（像马丹神父），承担了上帝的职责，为困惑、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与帮助。尽管在一些作品中作者也曾流露出对宗教徒（如巴拉盖尔神父）的某些疑惑与不信任，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早期的创作以农业文明为基本人文背景，沐浴着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而成长的都德，内心的宗教仁爱思想温暖而恳切。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品中拯救者的善良、真诚与宽容，像慈父一般，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设想，也是少年都德感伤情绪所需要的精神慰藉。
战后的作品则淡化了宗教形象，在工业文明面前，物欲的刺激与膨胀带来了更多的、更复杂的精神疾病，宗教拯救为各种方式的精神排解所代替。
参考资料：阿尔丰斯·都德
最后一课的作者是谁
阿尔丰斯·都德。
《最后一课》是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1873年，首版于《月曜故事》。
《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中的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
题材虽小，但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
其次阿尔萨斯地区并非本就是法国领土，相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
而经过三十年战争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这块地区割让给法兰西王国。《最后一课》中的背景1870年普法战争，正是德国从法国手中夺回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土。
最后一课的作者简介
阿尔丰斯·都德 （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年5月13日～1897年12月15日），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840年5月13日生于普罗旺斯，1897年12月15日卒于巴黎。代表作：《小东西》《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柏林之围》、《最后一课》 。
都德(1840—1897)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出身法国南方一个破落的丝绸商人家庭，迫于穷困，十五岁起就独自谋生。先在一所小学校里担任学生自修辅导员。后来到巴黎，从事文艺创作，过着清苦的青年文人生活。186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才引起人们注意。1868年，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获得巨大成功，都德因此赢得了著名小说家的声誉。《磨坊文札》以都德故乡普罗旺斯的日常生活为题材，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的苦恼和不幸，抒发作者对家乡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的怀恋之情。《小东西》半自传式地记叙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的经历，以俏皮和幽默的笔调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1873年，他发表的又一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故事集》，就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作品题材虽小，但精心剪裁，记叙详略得当，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 都德一生写过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
1857年他17岁时带着诗作《女恋人》（1858）到巴黎，开始文艺创作，1866年散文和故事集《磨坊书札》的出版给他带来小说家的声誉。
这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作者以故乡普罗旺斯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为题材，用充满诗意的笔调，抒发深厚的乡土感情。其中有几篇是美丽的童话，例如《塞甘先生的山羊》，叙述塞甘先生的一头温和而漂亮的小山羊,酷爱自由,不满足于后园的青草，偷逃到附近小山上漫游,勇敢地和狼搏斗,直到精疲力竭被狼吞噬。
《高尼叶师傅的秘密》描述塔拉斯孔城开设面粉工厂后使当地磨坊的风车都停顿下来，但高尼叶师傅磨坊的风车却照旧运转不休，原来他用生石灰冒充麦子磨成粉。他的苦心却博得了居民的同情。
《磨坊书札》发表两年后，都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1868）出版。《小东西》半自传式地记叙了作者青少年时期因家道中落，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的经历，以俏皮和幽默的笔调描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这部小说是都德的代表作，它集中表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因此，都德有法国的狄更斯之称。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战争生活给他提供了新的创作题材。后来曾以战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的短篇。1873年他发表了著名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大多数是以这次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是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
《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后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省中的一所乡村小学，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通过一个童稚无知的小学生的自叙，生动地表现了法国人民遭受异国统治的痛苦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作品题材虽小，但精心剪裁，记叙详略得当，主题开掘得很深。小弗郎士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动人。教师韩麦尔先生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栩栩如生。
《最后一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常被选为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中国也有译文。小说以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强行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小学生在上最后一堂法文课时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感受，深刻地表现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都德的短篇具有委婉、曲折、富于暗示性的独特风格。1878年、1896年又先后发表了《故事选》与《冬天故事》。后被选入中学一年级语文课本。
但是同时，《最后一课》有明显偏袒法国之嫌，在17世纪，阿尔萨斯长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并且说德语，法国是通过三十年战争中的侵略性行为掠夺来的，普鲁士只是在收复失地，而不是侵略，这些在历史文献上是公认的。本文中却大肆美化法国的侵略行径，掩盖了历史事实，歪曲了普鲁士的形象。
普法战争以后是都德长篇小说的多产时期，共创作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揭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腐朽的《小弟罗蒙与长兄黎斯雷》(1874)，以及刻划巧于钻营的资产阶级政客形象的《努马·卢梅斯当》(1881)、《萨芙》（《方妮》）(1884)、《不朽者》(1888)等。
都德在《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中塑造了一个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漫画的手法讽刺资产阶级中某些人虚张声势的英雄主义。
《雅克》叙述一个贫苦男孩的生活经历和奋斗过程，与《小东西》类似。
在《富豪》中，作者写一个暴发户到巴黎后遭到破产以至身亡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勾画了第二帝国时期丑恶的的社会风尚。
《努马·卢梅斯当》写的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政客如何爬到部长的高位，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客的典型形象。
《不朽者》主要是讽刺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学院，书中的主人公只是一个平庸的学究，他毕生努力奋斗，终于混进了法兰西学院，成了被称为不朽者的院士，但他的论著却被发现是假科学。
《萨福》写一个浪漫女子萨福的庸俗的爱情故事，曾受到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拉法法格的批判。都德是位多产作家，除著有大量小说外，1888年还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他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1872)曾由法国音乐家谱成歌剧。
他一生共写了十三部长篇、一个剧本和四个短篇集。长篇中较著名的除《小东西》外,还有讽刺资产阶级庸人的《达拉斯贡的戴达伦》（1872）和揭露资产阶级生活的《小弟弗罗蒙与长见黎斯雷》（1874）。都德赞同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论，但并不是无动于衷地描写现实。
他的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生动，题材丰富多彩，构思新颖巧妙，风格素雅清淡。
都德在文学理论上，对左拉的许多自然主义的创作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却并不是像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纯客观地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无动于衷地描写社会现实。正像他在《小东西》里所说的那样，我的故事只是借用拉·封丹的寓言，再把我自己的经历加进去罢了。都德的作品都加进了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的欢乐、忧郁、愤怒和眼泪。他对当时法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世态人情，作了幽默的嘲讽和温和的批判，作品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
他的创作倾向，总的说来，是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不过他的社会视野不够宽广，批判不够深刻，揭露的锋芒往往限于社会世态和人情习俗，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到不幸的普通人的同情则又近乎悲天悯人。他往往以自己熟悉的小人物为描写对象，以亲切的略带幽默的眼光观察他们。他的观察细致入微，善于从生活中挖掘某些有独特意味的东西，又以平易自然的风格加以表现，并把自己的感情深深注入字里行间。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柔和的诗意和动人的魅力。
百科里淘来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最后一课》的作者是谁？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是法国19世纪后半期的小说家。他一生共写了12部长篇小说，一部剧本和4部短篇小说集。有：《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星期一的故事》《小福罗蒙》和《大利斯勒》等。他的短篇小说有不少是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法国普通人民对侵略者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谴责了资产阶级当局开门揖盗，致使法军节节败退，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恶。《最后一课》就是都德爱国主义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最后一课》写于普法战争第二年(1873年)。篡夺了法国革命成果的路易·波拿巴在复辟帝制后，力图通过战争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以摆脱内部危机，巩固王朝统治。俾斯麦则打算通过战争，建立一个容克地主的德意志帝国，企图占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1870年7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这个掠夺性的战争，正如马克思当时指出的，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9月，色当一役，法军大败，拿破仑第三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阿尔萨斯、洛林等法国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这时，对法国来说，已经变成自卫战争。面对普鲁士军队的屠杀掠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这个短篇，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乡村教师韩麦尔的典型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我。
最后一课的作者是谁?
《最后一课》的作者是都德，他是19世纪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小说家，龚古尔学院院士，都德的短篇小说具有委婉，曲折，富于暗示性的独特风格。
初中《最后一课》的做者是谁？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1912年被译入中国①，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长期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超越了时间和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是在中国最有普遍群众基础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尽管在它之后，都德的其他作品也陆续译入，为数不能算很少②；但是关于都德，中国人记忆最深的，永远是普法战争，是《最后一课》。可以说，在汉语言说都德的语汇中，最具表现力的就是《最后一课》，她甚至可以作为都德的代名词，作为“爱国主义”的符码编入了近代中国人百年的经验史和情感史。法国人眼中或许更是擅写南方风情的温婉的都德，在中国语境中被爱国主义作家置换。尽管学者文人曾在以哀逝情怀叙写湘西风土的沈从文身上体认了都德的韵致，显示了他们对这位诞生于普罗旺司的法国作家的审美回应，而对于普通的中国受众，星光下牧羊人的柔情和赛甘先生的山羊遥远而陌生，只有《最后一课》和都德一起熔铸为爱国主义的代码，成为我们自己精神财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对一个作家的接受，尤其是对一个异域作家的跨文化接受，有时会出现对这一作家的部分的强调或部分的偏废，它是接受者自主选择的结果，与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文化现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言，“每部代表作的历史都浓缩着生产该作品的民族以及接受这一作品的其他民族的兴趣史和敏感史”③。因此，还原一个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中所牵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最初接受者的阅读敏感，有助于理解这一作品在相异文化中的机遇，同时也能揭示接受者自我在外来作品的本土化运作中的意义。
本文从《最后一课》最初的译本着手，结合其他早期出现的译本，分析这部法国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特殊文化语境中被接受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切身经验和民族情感的积郁怎样制约着译者，并通过译者的个人敏感穿透作品，奠定了接受之基，使这部作品成为几代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阴影下，在亡国的现实危机中爱国感情表达的媒介。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原名LaDernireclasse)是都德作品汉译的第一篇，它最初刊登在1912年11月5日上海《大共和日报》，译名《割地》④。此后，同一译本又由留美学生编辑，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留美学生季报》在1915年春季号仍以《割地》之名重新刊出。1919年，亚东图书馆为已然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译者出版《短篇小说集》，以《最后一课》原题收入该译本。而后，这一译本又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在白话文进入基础教育的背景下，被收入由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都德这部作品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译本，最有力地参与了汉语语境中都德形象的构造。与胡译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同在1915年，同样在上海，创刊于1914年6月，以都市市民为读者对象，以娱乐休闲为旗帜的小说周刊《礼拜六》推出了署名“静英女士”译的《最后之授课》，是胡适译本之外今天所见最早的他译；由于《礼拜六》所牵涉的与《留美学生季报》不同的读者层，这一新译本的出现对于还原《最后一课》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别有意义。此外，在上述两个译本出现之间的1913年，在长沙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刊载了标明“匪石译”的《最后一课》⑤，尽管经过文本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个译本只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但是这一现象本身，和都德之同一作品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一再被选择被发现，都从不同层面显示着接受者社会集体意识在对异域文学作品移植和化入过程中的有力运作。
胡适译本初名《割地》，这一译名的选择就已准确无误地传递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强烈的情感信息，以一个词语的选用开启了本土经验、民族情感对都德的再创造。《最后一课》法文原名LaDerniereClasse，鲜明而贴近故事内容:一个学童对自己“最后一课”的深切记忆。在翻译时，译者与第一读者胡适，放弃了直接将其译为《最后一课》这样合情而又轻松的做法，而选择把这部作品最能激起他回应的故事的本质直接推向前台，“割地”一语道出了超出作品主人公孩子所能理解的，国土沦丧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激起的屈辱与悲愤。正是二十世纪初年承载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历史，刻骨铭心地日夜感受着亡国焦虑的经验促使他做出了对这一词语的选择。在为译本写的短序中，胡适看似随意地交代了译名的变化，字里行间也清晰地透露了译者对都德作品的最突出敏感点:
著者都德生于公历千八百四十年，卒于千八百九十七年，为法国近代文章巨子之一。当公历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与普鲁士国开衅，法国大败，普国尽据法之东境。明年进围法京巴黎，法人力竭求和。赔款五千兆弗郎，约合华银二千兆元，盖五倍于吾国庚子赔款云。赔款之外，复割阿色司娜恋两省之地以与普国。此篇托为阿色司省一小学生之语气，写割地之惨，以激扬法人爱国之心。原名《最后一课》，今名乃译者所更也。民国元年九月记于美国⑥。
下笔所及，处处以法国反观“吾国”，涉及赔款，则折以“华银”，比照“庚子”。对于近代中国，“割地赔款”可以说是驱之不散的梦魇，是“亡国”命运的压迫，而译者本人正是在这压迫的痛苦中发现并感受了都德。所以，“割地”这一词语交织着接受者情感历史与现实的积郁，在都德作品的刺激下脱口而出，几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集体意识借青年胡适之手的“自由写作”。
当时的胡适以庚子赔款公费身份留学，在美国已经两年。这种经历和处境是他作为《最后一课》译者的独特资源。尽管被美国“泱泱大国之风”浸漫，并已渐生第二故乡的感情，故国之忧未能稍减。从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屡屡可见其“远人焦思”随国内风雨而动。在给母亲的家信中，他多汇报异国见闻，记述友人仁善，学业长进，尽管也难掩对故乡局势的关切，对家境窘迫的担忧；而在对同辈朋友的书信中，在日记里，“亡国”之威胁与贫穷之压力是当时并悬于头上的双剑，尤其是侧身于优游的美国中产阶级社会里感受的贫穷，更加剧着对弱国、对亡国的体味。可以说，作为译者的青年胡适，是在某种极其个人化的背景中，独特地经验着亡国的惨剧和弱国的悲哀。在当时国人的眼中，他或许应是幸运的，庚款留学，脱离了以朝不保夕的小生意或卑微的教职谋生的苦境，来到“风俗极佳”、“无不有泱泱大国之风”⑦的美国。但是，这一幸运却又是宿命地使他感受亡国悲哀的根源:他的留学本身正是割地赔款的伴生物，他的“幸运”又正是家国不幸的镜子。因此，他的留学身份带给他的，不仅是美式生活陶冶的平和温厚，而且使他比一般中国人更痛切地体认割地赔款的情感意味。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而这压迫使他反省，分别写于1913年和1914年的《赔款小史》和《非留学篇》，见证了他对自身处境与家国命运的独特敏感。所以当他被都德的小说所感动时，他顺从自己的情感波澜，在翻译活动中注入了自己正在身历的经验，并借移译都德之作一浇心中块垒。
《割地》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上海的报纸，而报纸作为成熟中的都市生活的公共空间直接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敏感。胡适留学在美，长期处于“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⑧的境地，报纸是他借以关注故国的主要媒介。就在他翻译《最后一课》前后，1911年3月24日日记:“连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⑨。在1912年11月14日，则有“读英报纸论吾国事，中心如捣，又至邹秉文处读上海报纸”⑩等语，真实记录了青年胡适现实情感与国内危亡局势的呼应，而他对祖国命运的焦虑则成为他感受都德、接受《最后一课》的精神土壤。
胡适与《大共和日报》的联系，在于他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叶德贞，当时叶在这家创办于1912年初的报纸工作。在胡适的日记中，1911-1912年间曾频频出现与“德征”书信交往的记载。如:1912年9月28日，译《割地》期间(据日记载，9月26始，至9月29日译毕)，“夜作长书寄德征” ，9月29日“夜译《割地》成，寄德征，令载之《大共和》” 。10月14日，又见“得德征寄报甚多，一一读之。 ”可见，此时德征和报纸更直接联系起了在异乡的胡适与祖国。而故国的报纸对游子来说总是切盼而又深恨的——因为它常常传递着“国亡在旦夕”的哀音，加剧着远游者的焦思。查阅仅见的《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割地》题名与连日各版面警报般的标题相互呼应，彼此和谐，感染着那个时代知识者层体认亡国在即的高度紧张:10月27日社论《呜呼蒙古，竟为朝鲜继也》，10月28日评论《忠告濒死之支那》，10月29日《呜呼蒙古，呜呼青岛》——来自故国的消息声声入耳皆为泪，成为亡国危机下译者胡适以中国悲怀演绎异国之《最后一课》的基本语境。
同样浸润着故国焦虑、伴随译文发表的周边文本——译者的前言后记，更直接地体现了其作者翻译活动的意义指向:借“他者”之历史，写“自我”之现实。在前引译序中，他以法国命运对中国的比附，不仅使译文的读者更贴近都德，也使中国人遭遇的割地赔款的历史直接介入对外来文本的解读。比之前言，置于文后的“译者识”表现了青年胡适对都德短篇小说艺术的欣赏，但他最不能忘怀的还是作品艺术地表现的“割地之惨，奴隶牛马之痛”，并呼吁“读者勿轻易放过” 。胡适的译文为白话，简洁朴素，尽管有细节的删略，那以天真的孩童口吻传递的深挚的伤痛以其朴素平实打动了几代中国读者。在胡适译本对细节的删略中，有一点比较突出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更值得注意，这就是对人名的尽量简化: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小佛朗茨之名在原文有三次出现，而译本从未出现。这一改变削减了由于陌生的名字带来的文化隔膜，拉近了本土读者与异国故事的情感距离，使读者更容易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情境，产生超越地域与文化的呼应。尽管也要看到，在胡适译本以后的广泛传播中，译文载体——白话的崛起和译文作者的身份都可能是重要因素，但是译本本身及其产生之初的基本语境已然奠定了这一作品的总体接受指向，并给后世以深刻影响。
当胡适译本再刊于《留美学生季报》时，处于欧战背景下的中国进一步从历史在现实的延续中再度选择了都德。如果说《留美学生季报》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涉及最为敏感的精英的社会阶层，那么，同期出现在通俗文艺期刊《礼拜六》的另一个译本则可能从不同层次揭示《最后一课》在中国被普遍接受的情感基础。
《礼拜六》是创办于1914年6月的小说周刊。在编者为其发刊写的“赘言”里有编辑者钝根的著名言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 ”。它不仅解释了该刊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张起了健康休闲的旗帜。而在该刊创办不及一年，第38期(1915年2月20日)就有作者马二先生在其“寓言小说”，《赌》的“著者曰”中说:“时局至今，何暇更做小说，然小说未始不可利用以促起国民之迷梦 ”。在他的寓言中，子孙众多、曾广有财富的“华老头”家成了赌场，被来自“西村”的赌徒“英”“法”“德”“俄”“管领”，而又有阴险的紧邻“东方”的欺凌觊觎……
都德《最后一课》的又一译本，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就刊出于同时期的1915年3月27日第42期。在此前后，关于战争、爱国、英雄的作品密集出现于《礼拜六》，如《血性男儿》、《爱国少年传》、《裸英雄》等等，小说实已成为“惊起迷梦”的工具，而不再追求使人“万虑全消”。第46期《裸英雄》的作者黑子呼应马二先生的感慨，说，“时局如此，吾人非特无暇做小说，且亦不忍作小说，……呜呼，强邻狼突，或战衅将开” 。刊登于同一期，署名“剑侠”的短篇小说《弱国余生记》则全然没有一般小说的艺术架构，只是用几百字，叙写了一个青岛少年在日德交战中家破人亡的惨剧。作者在后记中说，“此次日军德军战于青岛，我国人民被害者甚众，特识少年事以寄哀悼，愿我同胞毋忘此痛” 。编者钝根也特别为此篇加了“按语”，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时代印记:“剑侠此作投到时，日军初下青岛，及今登出，而日本之侵略手段已一日千里，要求条件之苛虐，浸浸有吞并中国之势。嗟我同胞，不起自卫，行且尽为亡国奴，何暇悲少年哉!”静英女士译《最后之授课》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使都德《最后一课》进一步参与了被时局激起的救亡合唱。这一文言译本本身也许在当时或以后都没有如同胡适译本的反响，而且如同许多当时的译文，它在刊出时甚至没有提到原作者的名字。但在都德的中国接受进程中，结合此时的《礼拜六》对民情民心的真实记录，原作者的缺席似乎更突出了《最后一课》与本土语境的深刻和谐，体现了都德这篇小说中国接受与再造的深厚土壤。曾以引导健康消闲为已任的《礼拜六》，与远在异国的留学生胡适一起，在国事危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笔报国”，并在唤起迷梦的努力中，使来自异域的声音汇入本土文化的激流，获得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
与《礼拜六》休闲不得继以救亡不同，《湖南教育杂志》的主办者是忠实的“教育救国论”者，他在国事艰危中更痛切关注外侮之下民族内在的痼疾，欲挖掘所以贫弱被辱的根源，并以教育疗救之。1913年初，署名“匪石”译的《最后一课》在该刊是以“教育小说”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译文基本上是对胡适译本的改写 ，而发表时间仅在《大共和日报》刊出《割地》几个月内。这一速度与频率，再次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读者与青年胡适敏感共通的例证，也在《最后一课》的中国接受史上留下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一页。
纵观以上所见，《最后一课》入华的最初三年，都德已在本土特殊语境中成为中国人爱国情感激发和表达的媒介。而后，当胡适译本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它的接受随之进入了新的更广阔的空间。今日所见最早收入胡适《最后一课》全文的教材，由洪北平等编，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在半年内出了四版；而1923年为适应新学制编的《国语教科书》在七年中印行曾高达112版，传播及影响甚远。在1932年，当出版这两种教材的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人的大火后，几个月内，它就推出了《国语教科书》的“国难后第一版”，并在一个月内连出了五版。收入了都德这篇小说的“国难版”教材的战火经历具有象征意义，它所掀开的将是《最后一课》中国接受新的一页:抗日战争的血与火将使它最终定型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代码，深深地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
参考书目《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让-伊夫.塔迪埃著，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文集》(卷9《早年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亚东图书馆1919年。《胡适年谱》耿云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适传》白吉庵，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大共和日报》(1912年10-12月)。《湖南教育杂志》(第2-3年)湖南教育杂志社1913-1914年。《礼拜六》(百期汇订)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21年。《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四年春季号)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5年。《白话文范》洪北平等，商务印书馆1920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圣陶等，商务印书馆1923-1932年。《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苏华，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中学语文教科书百年回眸》温立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3期。[日]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①关于《最后一课》最早的译入时间，近年研究界有一说为陈匪石译，刊于1903年《湖南教育杂志》，此说的缘起大概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施蛰存主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提供的错误信息造成的。事实上，1903年并无《湖南教育杂志》存在，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另文做了考辨。现在掌握的情况，1912年胡适译本为首译。
②自1912至1918都德作品汉译的粗略统计数字为15篇(部)，其中《最后一课》重译或改写共计5次，其他几种译文分别是:江白痕《小子志之》，载1915年《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5期；梁荫曾《最后一课》，载《工读杂志》第1期(1917年5月)；段茂澜(末次之课程)，载《南开思潮》第1期(1917年12月)。
③转引自[法]让一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艺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206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见于1912年11月5日《大共和日报》第10页的仅是《割地》的后半部分。当时该报版面为“四大张”八页，而11月5日则多了一张，可能此前还有一次这样的临时“附张”，刊出了《割地》的前半部分，但在笔者查阅的北图《大人和日报》中未见留存。
⑤《湖南教育杂志》创办了1912年6月，1913年1月刊出《最后一课》，译者署名“匪石”。《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在收录该译文时变动了署名，并把出版年误为1903年，致使不准确的信息流传。
⑥胡适《割地》译者序，首次刊出的《大共和日报》本尚未见前半部分，因此，此序文引自《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
⑦1910年致同学胡绍庭等，见《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本小节未加注之片断引语皆出自胡适书信及日记。
⑧1913年致母亲，同上。
⑨1911年3月2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第9页。
⑩ 1912年11月14日日记，同上，第70、53、54、57页。胡适《割地》“译者识”，见《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1914)，引自《礼拜六》百期合印本，上海中华图书馆印行，1917年。同上，第38期。 同上，第46期，1915年4月16日。胡适删去的原文内容均未出现于“匪石”译，而“匪石”增加的文字都是原文没有的。“匪石”的序跋文字也与胡适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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